第一百一十七章　B.L.坐在最右边那把椅子 (第1/2页)

二〇一〇年一月八日，董事会审年度预算。
　　
　　平台成立不到一年，南线合同刚过试运行，三家酒店的管理费还没有形成完整年度。黎真做了保守、中性和增长三套预算。保守情形只保现有客户，预计营业收入两千六百余万元；中性情形增加两组跨城采购，三千三百余万元；增长情形把正在谈的十七家旅店也算进来，接近四千万。
　　
　　赵坤一向不喜欢三套。
　　
　　“公司最后只能活一个结果。”他说。
　　
　　“活之前要知道另外两个会怎么死。”黎真回答。
　　
　　她把中性情形作为正式预算，保守情形设现金警戒，增长情形只作人手与仓位准备。任何一份未签订单都不计收入，已经收到的投标邀请也不算客户。
　　
　　前六项议程通过得很快。管理费率不变；平台工资与税费保留一个半月；南线共享仓续六个月；三家酒店按各自项目申报设备，不从平台统一购置。第七项叫“历史责任准备”。
　　
　　黎真列了三十万元。
　　
　　金额不是承认债务，是给已经确认的审计、档案保管和可能发生的争议费用留现金。使用时仍需具体合同与双签，年末未用可回普通资金。
　　
　　梁仲平提出六十八万元。
　　
　　“依据？”我问。
　　
　　他把一份交叉索引放到桌上。
　　
　　十五份在手原件、两份中立保管原件、六张协助费收据、海货贸易行四类未结授权和二〇〇七年评估底稿，被他按事项串成三十七条。每一条有日期、经办、涉及项目、B.L.历史码和后续文件。索引没有伪造一页，却在最后多了一列：“可能随统一管理延续。”
　　
　　三十七条中，十六条已经有明确结论，十二条只需要档案保管，九条存在金额或责任争议。梁仲平按全部事项的核实成本、律师费和本金风险估六十八万。
　　
　　“你把已经结的也算准备？”黎真问。
　　
　　“结论可能被新材料改变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任何一笔账都永远不能结。”
　　
　　梁仲平翻到第十四条。二〇〇六年六辆旧车回程确认在去年找回，背面写任何单方不得以车辆先行抵偿；可与它相关的一份北线路权问询仍没有委托人姓名。车权结清，不等于问询费和资料使用结清。
　　
　　“我没有说六辆车再算一次。”梁仲平说，“我说同一文件还能证明另一项风险。”
　　
　　他说得成立。
　　
　　一份原件不是只回答一个问题。我们去年用它证明基础盘未被买断，梁仲平今天也可以用它证明外部问询确实发生。纸不会因为替我赢过一次，便永远只替我说话。
　　
　　赵坤问，六十八万若年内不用，是否释放。
　　
　　“可以。”梁仲平回答，“但释放前由董事会确认三十七项状态。”
　　
　　“等于你用一份索引冻结六十八万，再由你同意放。”郭玉兰说。
　　
　　梁仲平提醒自己只有一票，且涉及合原收费时回避，不可能单独决定。
　　
　　郭玉兰没有被这句话说服：“你做索引，其他人照你的顺序看。票不只在举手的时候。”
　　
　　这是她第一次说出我后来反复想起的一句话。
　　
　　控制一场会议，不必拿多数票。谁决定文件先后、风险名称和问题范围，谁便能让别人的票在他的地图上走。梁仲平坐在最右边，不是因为位置有法力，而是他每次都带一份比我们更完整的目录。
　　
　　我问黎真，三十万元怎样算。
　　
　　审计与现有律师合同十一万，档案保管全年最高八万，九条争议按已知本金和发生概率留十一万。黎真没有为“可能所有结论被改变”留钱，因为那不是可计算事项。
　　
　　梁仲平说，概率是管理层自己定，可能低估。
　　
　　“你的六十八万也是。”黎真回答，“只是把不确定都朝高处算。”
　　
　　两套数字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真相。三十万更适合经营现金，六十八万更适合债权人安全。董事会要做的不是找一个没有立场的数字，而是让立场不能隐藏在表格后面。
　　
　　我提议把三十七条分组表决。
　　
　　已结事项不留本金准备，只留必要保管费；有明确合同的按合同计；九条争议先给四个月核验预算十六万，不冻结预估本金；若新证据使单项风险超过十万，单独回董事会。总准备从三十万改为三十五万，其中没有一元由梁仲平单独释放。
　　
　　赵坤支持。严陆认为金额仍低，却接受单项回会。谭文礼担心青川酒店已经承认的一百一十二万元入平台准备，要求书面排除。郭玉兰只同意档案和核验费，不同意给“未名风险”预留。
　　
　　梁仲平问我：“若四个月后九项仍核不完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重新说明为什么。”
　　
　　“每次重新说明都耗成本。”
　　
　　“永久冻结也耗成本。”
　　
　　最终六票通过，梁仲平投反对。他不是因为没有拿到六十八万便掀桌，也没有用合原的债权威胁撤资。反对理由写得清楚：准备不足以覆盖潜在历史责任；若未来发生超额费用，他不承担未预留导致的流动性后果。
　　
　　这是一张专业的反对票。
　　
　　散会前，他要求董事资料库开放三十七项引用文件。周萍按权限分三类：属于平台的全文开放；属于项目的，经项目授权开放相关页；涉及个人和旧员工的，只给匿名摘要，具体调用另申请。
　　
　　“董事看匿名材料，怎样判断责任？”梁仲平问。
　　
　　红姨列席员工部分。她说：“你先判断公司要不要承担，不必先知道哪名清洁员的丈夫做什么。”
　　
　　“若身份决定权利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到那一项再看。”
　　
　　梁仲平要求把拒绝范围写进会议记录，红姨同意。双方没有互相信任，却都愿意让拒绝留下可复核的字。
　　
　　会议后一个月，九条争议核掉三条。
　　
　　第一条是旧港翻译费，有服务成果和项目委托，只是收件写B.L.，补自然人对照后结清。第二条是仓储货损保证，原货主早已从保险得到赔付，合原客户无权再向平台主张。第三条是两名早期员工的长期照应，根本不是债权：白鹭当年承诺工伤后的医疗交通与可胜任岗位，后来已经通过正式劳动安排履行。它不能被折成一个一次性金额，也不能由债权顾问收购。
　　
　　梁仲平对第三条提出异议。
　　
　　“若长期义务没有估值，平台怎么知道风险？”他说。
　　
　　红姨把两名员工近三年记录放到权限内的桌上。不是病历，而是公司实际支付的交通、岗位调整和保险费用，每年不足三万元，项目归属清楚。
　　
　　“你可以做预算。”她说，“不能把人叫历史债。”
　　
　　梁仲平改了索引，将“潜在债权”改成“持续用工责任，不可转让”。他不是每次都错，也不是每次都坚持错。真正让我警惕的是，这套索引若没有红姨在场，第三条很可能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被归进可估值、可折股、可一次性清掉的负担。
　　
　　四月，三十五万元准备只用了九万余元。董事会按约复核，剩余部分不释放为利润，转回普通经营现金。梁仲平在反对意见上签“结论基于目前材料”。
　　
　　我问他，为什么每次都加这句。
　　
　　“因为材料会来。”他说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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