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 大喇叭里的声音 (第2/2页)
王家老爷子那天没去树底下。
他坐在堂屋里，腿上盖着那件旧棉袄。老大从树底下听完了回来，站在堂屋门口，把听到的断断续续说了一遍。老爷子没抬头，只说了句：“叫老二来。“
老二来了——就是那个记工员。他把工分本也带来了。三个人在堂屋里坐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。老爷子的话很少，但每一句都问在点上：地怎么分？按人还是按劳？上面说了算还是下面说了算？老二能回答的只有一半，另一半他自己也没听清。
老大说：“喇叭里说先试点。“
老爷子把烟袋端起来，没点上。
“试点。咱村是试点不是。“
“没说。“
“没说就是不是。“
老二把手里的工分本翻了两页，又合上了。他抬头看了一眼老爷子。
“爹，要是按人头分地——咱家占便宜。“
老爷子没接话。他把烟点上了，抽了一口，慢慢地吐出来。烟雾在堂屋里散得很慢，像舍不得走。
“占便宜也得先有地可占。“老爷子最后说了这一句。
他把烟袋搁在桌上，站起来走到院里。院里几个女人围在灶房门口择菜，王威在他二嫂怀里拽着一根菜叶子往嘴里塞，被二嫂夺下来，他嘴一咧嚎了两声又停了。老爷子在院里站了一会儿，说了句：“先把明年的种子留够。“
说完他转身回了堂屋。
黎家院里那天只有一句话。
海龙爹从树底下回来以后，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烟。海龙娘从灶房出来，把一碗粥递给他。他接过来没喝。
“表弟说那边缺人，“他把烟掐了，“喇叭里说要搞活。“
海龙娘手里的抹布停了一瞬。就是那么一瞬——抹布从灶台上擦过去的速度慢了一下，然后接着擦。
“搞活跟缺人是两码事。“
海龙爹把粥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“也许是一码事。“
海龙娘没再接话。她把灶台擦完，把搪瓷盆里的水端出去泼了。院里海龙在追一只鸡，追到墙根又跑回来。鸡从海龙的两腿中间钻过去，海龙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愣了一瞬，爬起来继续追。
那年冬天，三家父亲的院门关了以后，灯亮的时间都比平时晚。
建国爹把锄头立在墙角，没回屋。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，抬头看了一眼天。天上没月亮，星星比平时密。他蹲下来，又站起来，最后进屋的时候建国已经在炕上睡着了，建国娘坐在灯底下补棉裤，棉裤的膝盖处磨薄了，她在上面多缝了一层布。建国爹说了一句：“喇叭里说分地。“
建国娘手里的针停了一下。
“分多少。“
“没说。“
针又动起来了。两个人都没再说话。灯苗在煤油灯罩里跳了一下，建国娘没抬头，把针从布的另一面穿过来，抽紧，再扎下一针，再抽紧。一针一针，把布缝死了。
王家那晚的灯是老爷子屋里的。
几个儿子聚在堂屋里。老大说了一遍，老二又说了一遍，老三站在门口没进来。
老大蹲下来，拿手指头在地上画了一道：“地多了能多打粮，多打粮就能多养牲口。“
老二把工分本合上又摊开，没接话——他想的不是地，是本子上那些数字以后还算不算数。
老三靠在门框上，看着院里的黑，忽然说了句：“这世道怕是真的要变了。“
老爷子把三张脸看了一遍，没问问题。他把烟袋磕了磕——
“变？咱家这么多人，怕啥变。“
说完站起来，回自己屋了。他走的时候步子不快，但稳当。他这辈子见过地改了好几回，有些改了又改回去了，有些改了就没回去过。他分不清这次是哪种，但他信一条：人多了，怎么改都扛得住。
黎家的灯最暗，灭得最晚。
海龙爹坐在炕沿上，没脱鞋。海龙娘把海龙哄睡了，也坐下来——她没问他怎么了，她嫁给他这么多年，能从他坐姿看出一件事来：他有话，但不知道怎么说。
“表弟两年没回了。“他终于开了口。
“嗯。“
“他回来过，带了白糖。“
“嗯。“
“他说那边缺人——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现在喇叭里说要搞活。“
海龙娘侧过头，看了他一眼。他眼皮垂着，看着炕头上一块磨毛了的炕席。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音调没变，像在说今晚的粥稠不稠。
“你想去。“
海龙爹没说是，也没说不是。
“我把菜畦翻了，今年多栽两畦。“他说。
海龙娘把手里的针线搁下，吹了煤油灯。
黑暗里，海龙在梦里翻了个身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冒了一个字——听不清是“糖“还是“汤“。
没人接他的话。
三个村子暗下去的时候，老槐树在腊月的风里站着。树杈上的大喇叭没声了，但线还连着——连着大队部那个扑了灰的话筒，连着话筒前面那张没念完的纸，连着纸上没翻过来的那一页。
那页上写的东西，村里还没人听懂。但灯灭了一盏又一盏，村里的日子明天照样会亮。
老槐树底下，喇叭线在风里轻轻荡了一下。夜把村子收进怀里——三家院子、三个睡着的孩子、三个醒着的大人，各自对着黑暗睁了一小会儿眼睛，又闭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