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围城之战（11）秋后算账 (第1/2页)

蒋中正拆开信函，大略看过。信中的措辞应该是谦卑的，带着诱降的甜蜜。日本人通过汪伪政权，一直在尝试与重庆接触，试图分化抗战阵营。这次信中可能提到了“共同防共“，提到了“保存实力“，提到了“蒋汪合作，共建和平“。
　　
　　蒋中正摇摇头，将信函递回戴笠。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铁钉敲进木板：“不要回应。你给我记着，就算美国人再过分，中华全部沦陷于敌手，也不能动摇抗日决心同日本人媾和，我们决不能走汪兆铭之路！“
　　
　　他说“汪兆铭“三个字时，牙齿咬得很紧。那是他一生的痛，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，一个曾经坐在那张黄花梨靠椅上与他共饮的挚友，如今却跪在了东京的脚下。
　　
　　“倒是这个从中撺掇的日本人，替我留意着。“蒋中正指的是信中的牵线人，或是汪伪政权中的某个日本特务机关人员。
　　
　　戴笠点头，将信收入怀中。
　　
　　蒋中正又将方才陈布雷呈来的报纸递给戴笠：“你看看，损公自肥招致民怨鼎沸，容此下去党国可休矣！“
　　
　　戴笠接过报纸，扫了一眼标题，嘴角几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。他早就知道这些事，军统的耳目遍布重庆，孔家那些仓库里堆着什么，他比蒋介石更清楚。但他从不主动说，因为委员长不想听的时候，说多了就是找死。
　　
　　“你清楚该警告哪些人，“蒋中正的声音冷得像冰，“如无收敛，秋后必然清算！“
　　
　　戴笠明白，这是让军统去“提醒“孔家，也是给委员长留一条后路——如果孔家收敛，那是委员长的恩威；如果孔家不收，秋后算账时，军统就是那只手。
　　
　　“还有滇西部队、驻印军中你要严加审查，防备中共派人渗透。“蒋中正脸色转阴，“史迪威那边，也要留心。他和延安眉来眼去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“
　　
　　戴笠心中一凛。审查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，这是要防中共；暗示史迪威与延安有联系，这是要防美国人。委员长的心思，比他想象的还要深。
　　
　　“委座，“戴笠岔开话题，再向蒋中正报告，“桂系的人最近往来滇川密集串联，已探知他们想搞事，是否予以……“
　　
　　言毕，他伸出右手，在脖子前作了个斩切的动作。
　　
　　桂系。李宗仁、白崇禧。那群广西猴子，从北伐开始就与中央貌合神离。台儿庄之后，李宗仁声望日隆；白崇禧在桂林办军校，培养嫡系。他们“往来滇川密集串联“，想干什么？是在谋划倒蒋，还是在为战后布局？
　　
　　蒋中正皱眉沉默了一小会儿。桂系不能轻动，白崇禧此刻还在军事委员会任职，李宗仁在第五战区。动了桂系，前线会乱，美国人会质疑，中共会看笑话。
　　
　　“我心中有数，“他最终说，“你先下去吧。“
　　
　　戴笠起身，敬礼，悄无声息地退下。他的黑色轿车像来时一样，疾驰而去，消失在歌乐山的林荫道中。
　　
　　官邸重新安静下来。午后的阳光已经西斜，楠木的树影拉得很长，像无数只伸向阳台的手。
　　
　　蒋中正起身入室，继续批阅完公文。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：豫中的战报、湖南的防务、云南的补给、新疆的局势、与苏联的外交照会……每一份都关乎生死，每一份都让他头疼。
　　
　　然后，他开始凝神修正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十二次全会发言词稿。这是他的另一项习惯，重要文稿必须亲自修改，逐字逐句。陈布雷起草的稿子总是过于文雅，他要加进一些狠话，一些能打动党代表、能震慑反对者的狠话。
　　
　　但就在他提笔凝思的瞬间，一种奇异的感觉突然袭来。
　　
　　他感到精神似被一种悲伤与忧惶之感抽离。那感觉像一股冰冷的潮水，从脚底升起，漫过胸口，直抵头顶。刹那间，他仿佛看到了无数张脸——阵亡士兵的脸、流离百姓的脸、汪精卫冷笑的脸、史迪威嘲讽的脸、毛神秘莫测的脸——在眼前旋转。
　　
　　然后，那感觉又消失了，快得像从未发生。
　　
　　但执笔之手竟不能动弹。他的右手悬在半空，笔尖的墨水在纸上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，像一只正在扩大的瞳孔。
　　
　　蒋中正心感骇然。这种心理与精神不安变象，过去从未有过。他经历过北伐的绝境、中原大战的生死、西安事变的囚困，哪一次不是惊涛骇浪？但那些危机来自外部，来自看得见的敌人。而此刻这股袭上心头的悲惶，却像从骨髓里渗出的寒毒，找不到对手，抓不住形状。
　　
　　他下意识地将笔搁下，目光落在案头那本《王阳明全集》上。书页翻开在《传习录》处，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“两行字被红笔圈了又圈。他闭上眼，默念那四句教：
　　
　　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“
　　
　　一遍，两遍，三遍。声音只在唇齿间，不敢让楼下的侍从听见。他蒋介石是领袖，是统帅，是万民仰望的磐石，绝不能露出半分动摇。但此刻，在这间被楠木香气和暮色笼罩的书房里，他第一次感到那块“磐石“内部出现了裂痕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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